会发生混乱，人们对自己扮演何种角色发生困惑质疑，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一夜之间降为庸众，犹如戏演到一半，演员突然被当众撤下舞台，演出的权利瞬间被剥夺，角色身份发生危机，怨天尤人的浩叹无人听得，徒叹奈何而已。
　　金钱的威力一向巨大，但从未如现代社会之大；贫且贱一向可怕，但从未如当今之可怕。孔子曰：“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”现在是还不到贫就已经怕起来。孔子曰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。”说的是好勇斗狠者厌恶贫贱，是祸乱之源。文人胆小却又聪明，还不等贫贱来到，就已随时风转向，早来了个软着陆。“转向”一词来自日本，指风向之转，若指人言，“转向的人”直译成中文为“变节者”或“叛徒”。
　　风转向是自然现象，随时风转两只是社会现象，于是出现转向的人。一大部分艺术骑士纷纷落马，教育大众的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一下沦落为媚悦大众的“雇用艺匠”。原来是我生产什么，你接受什么，转变成为我要消费什么，指定你生产什么。并无有人强迫命令，市场经济自有其强制性威力。而艺术家的“成功”转变，实在是渊源有自。
　　王元化曾在《清华园论学集》中论述杜亚泉的长文中提出批评“工具理性”的命题，此种从“五四”起即已作祟我国学术界的功利主义方法论，实是上世纪戕害我国学术发展的致命之因。学术、艺术之为某个外在对象“服务”，成为大陆数代精神工作者概莫能外的思维定式。设若文人从扮演复杂角色，即既是政治说教的工具，又是民众的精神导师（后者是很不可靠的），一变而为为金钱服务的较直接单纯的角色，如果从本质上看，其实并无多大区别。
　　话虽这么说，但“为金钱服务”是先要有肯付钱的人。有钱人不等于懂书法的人，则付给有“名”的人最简单了。书法职位似乎等于书法水平，书法职位变得炙手可热，最具效应。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方法，《书法》杂志二零零五年第七期卷首语有云：“但书法家以书传世也要讲‘综合实力’的，以前的书法家像董其昌之类，不少是宰相、尚书，是有话语权的，现在有些人也学这一套，就像做生意发财了，总是想方设法弄个政协委员当当一样，我们很多人不大可能像董其昌一样，但是否也可以在写作或其他方面有一技之长呢？像写字的周祥林、朱永灵来个倒渗透，跑到电影圈玩一把，作为娘家的《书法报》觉得为书法人争光长脸，于是整版大幅照片报道，现在想来有钱怎么看都漂亮，都有人捧。”《书法》杂志敢发朱以撒《论书法的审美消费》这样的直击书坛时弊的文章，但双方都自知消费照样按时风消费而徒叹奈何，皆足证明“时风”的无可争辩的威力。
一些自称“酷爱”书法者，用极大部分物力精力争取“入展”；再赖名家揄扬媒体炒作而得“名”；还得花尽心计去争取书法团体之“位”，方能回收成本获利。现代社会节奏又似乎在向宇宙飞船的速度靠，上述步骤的实施过程实在是太慢，何况成功的机率又小。真正苦煞人了，还有繁忙的本职工作。飞速的时代，急冲冲的人，对着炖不熟的书法，连“名家”也只用微波炉略转数圈以应。至于书法艺术本身，真是顾不得了。
　　功利至上的时风，如果一任其刮下去，并被奇奇怪怪的数字量化，掀起不公平而又是公开的竞争，必然导致一个民族的堕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