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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腹有诗书气自华  
      —章祖安的书法与审美观  
            俞建华  
    我国的书法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?答案有时似乎明确,有时却又不明确。在古代,尽管人们高度赞扬书艺的高妙,但总是把书法放在依附于功业、道德、学问的从属地位上。直到近现代,不少硕德名儒回顾一生的辛勤,最后仅以书名传世,就不免要发出终生无成的感叹。而当代中青年中的前卫人士却往往把业已相对抽象的书法艺术,不惜摈弃汉字、汉文,极力推向彻底的抽象境地,力求营造出一个全新的书法本体思想来。两个时代的书家,思想反差这样的大,确使  
 
祖安日课  临黄道周
不少学书者处在手足无措的境地中。
   对于这个困惑,我求教于章秋农先生,深感他对此的
 
  真知灼见,正可拨开我的心头迷雾。
   章秋农先生,名祖安,秋农其字也。浙江绍兴人。一九三七年八月生。幼承家学,习《四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等。 一九六零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,受业于姜亮夫、夏承焘、王焕镰、陆维钊诸师,文史之学、深具根底。一九六零年暑期,陆维钊先生因兼擅书画,从杭州大学调入浙江美院中国画系,任教中国画题跋、古典文学、书法诸课程,指名章任助手,章即于一九六一年入浙美中国画系担任陆先生的助教。章从学生时代起,日夕侍随陆先生二十余年,受教益最深。
  在陆维钊先生主持下,浙美创设书法篆刻专业,并招收本科生二名。为当时全国艺术院校中唯一的书法篆刻专业。章继任助手。 一九六四年又招收第二届书法本科生。后以文革故,专业中辍。 一九七九年,浙美又率先在全国招收书法研究生五名,复由陆维钊主其事,章任指导小组成员。从一九六三年起,章共参与六届书法本科生、四届书法研究生、多国籍专修书法的留学生、多届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进修生的教学工作,历任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,担当文字学、金石学、中国画题跋、古代汉语、书法、书论等多种课程。一九九零年四月至一九九一年三月,受聘为日本国岐阜女子大学文学部书法与中国语专任教授。一九九一年回国后,因刘江先生退休,章继刘先生后,任浙江美术学院书法学科主持人。秋农先生现任浙江美术学院书法教研室主任,书法研究生导师。
  秋农先生长于诸子及古文辞,精研《周易》有古籍研究专著《周易占筮学》行世。一九八四年曾应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姜亮夫之聘,任该所古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《周易》课程主讲。一九八五年杭大古籍所开办面向全国的先秦古籍讲习班,《周易》课程仍由秋农先生执教。因此,他不仅是浙江美术学院的教授,还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兼职教授。
由于秋农先生的经历不同于一般书家,他的书论也充满了个性色彩,既得力于《易》理,亦着眼于老庄,在中国现实背景下成一家之言,实有益于现代书法之昌隆。
  秋农先生说:“书法为最高等级的‘人心营构之象’,是经过多少代哲人与艺术家共同努力,最终营构出来的极端丰富的无限之象。”请注意,他这里把书法的确立和发展归功于,“哲人”与“艺术家”的共同努力,是耐人寻味的。书家若无思想内涵,容易走上“巧涉丹青,工亏翰墨”的邪路;反之,书家若如学究一样,“寻章摘句”,囿于法度,不知风韵神采的追求,则无从进入艺术的殿堂。所谓“人心营构之象”,据秋农先生对我说,其中有三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即是东汉蔡邕所说的“夫书肇于自然”,即人事之法天。他们的创作激情和创作灵感,往往得之于大自然的启发,如张旭的“舞剑得神”、怀素的“夏云奇峰”、黄庭坚的“长年荡桨”、雷简夫的“听江得法”就是著名的事例。第二层意思是人心欲胜天,孙过庭所谓的“务追险绝”,是很能说明问题的。孙过庭描写点画生命现象云:“翰不虚动,下必有由。一画之间,变起伏于峰杪;一点之内,殊衄挫于毫芒。”均是人心欲胜天的流露。第三层意思是人道通天道。刘熙载云:“书当造乎自然。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,此立天定人,尚未及乎由人复天。”秋农先生进一步阐述了“由人复天”的含义:“由工求不工,既雕既琢,复归于朴,复归平淡,复归自然,即是由人复天,天人合一,技亦进乎道矣。”我想,如果要问书法的本质是什么,明乎此,即可知其所在了。
 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广泛与深入,书法界面对西洋抽象绘画与东瀛现代派书法,必然引起高度注意。一些书家深为这些艺术狂放诡谲的形式感和感情发泄所倾倒,认为中国书法的出新亦当如是,于是对业已相对抽象的汉字提出了挑战,甚至认为汉字、汉文束缚了书法的现代化,只有纯粹的线条组合,才是应运而生的现代书法。对于这种思潮,秋农先生从书法的本体论出发,对所谓的现代派书法作了剖析,对富有继承和发扬传统精神的中国书法作了界定:“从本体论出发,作为主体的书法家,必须依存于汉字汉文这一客体,无客体的自由,将使书法家沦为奴隶。所谓书法家的自由,乃是由他自己所选定的有限范围——汉字汉文——里活动,脱离这个制约,尽管他可以是艺术的,他可以是成功的,但终究不是书法的,因而他便不成其为中国书法家。因此,当我们观察一位书法家的创作时,以秋农先生所述去对照,便可清楚地分出,是中国书法呢,抑是其他的艺术。由此,我想到,有一些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冲决传统的“束缚”别构新体,何不亦大胆地扬弃“书法”这个名号呢?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门类、体裁,不是更能体现革命精神吗?
  谈到艺术之美,古今中外论者多矣,不外是阳刚、阴柔、崇高、优美之别。秋农先生说:“夫阳刚即崇高,阴柔当优美,论艺者多队之。惟王国维先生认为在‘阳刚’、‘阴柔’之美外,尚有,‘古雅’之美存在。而且,这种美不像‘阳刚’、‘阴柔’那样是人们天赋的流露,而是全仗后天的积学。”秋农先生进一步认为:“前两者不能少了古雅,而古雅则可独立于两者之外。我作为书法界人士,对王氏古雅之论尤为心折。以王氏此论衡量书法艺术,鉴别书法家,洞若观火,高低真伪立辨。古雅实为书法艺术不可或缺的成分。”这就为我们有意识地追求古雅之美指出了一条途径,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古代书法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着眼点。古雅,作为一种美的觉醒,确有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。
 
    秋农先生的书法,走的就是古雅的路子,这正是他首先是一位学者,其次才是一位书法家必然所走的路子。
  秋农先生当年从学于陆维钊先生时,并不以书法为务,但耳濡目染,年深月久,最后也走上专业化的道路。陆先生得力于马一浮先生的行草书风,同样也感染了秋农先生。如果说陆维钊先生学马一浮,于清醇古雅中寓跌宕之势的话,那末秋农先生却强化丁平淡之意,一种恬静之气颇近李叔同。但若仔细品味,既有苏东坡的畅达,又有黄道周的折拗。又由于用笔上追汉分,将《石门颂》那种拗折拧绞的笔势和圆劲淳古的笔意融入行草,于是自然而然地化黄道周的方笔为圆笔,从而影响到结体的变化;化苏东坡的横势为纵势,使书风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,在同代人的书风中以气息、格调擅胜。

  秋农先生这种恬静的书风,正是笔墨间两极矛盾强烈对抗后取得新的和谐后的结果。对此,他有独特的见解:“把中和美仅仅理解为四平八稳,无过不及,优雅和谐,则是极大的误解。中和之美表现在古人的理论与艺术实践中,有着极为多彩的样式和不啻于天渊的层次。欣赏和谐只是审美的初级阶段。
   
    随着审美能力提高,要求冲破均衡和谐局面,或强化一      
  方,使其偏胜,出现强烈风格。
   然中和美之最高层次不在和谐或偏胜,而在双强,即对立面双方各反向强化,又相互渗透,相摩相荡,相犯相惩,相生相克,相反相成,所谓‘物虽吴越,合则肝胆’,其美之高度随反向强化而又互相渗透的程度递进,最后造成极不和谐而极和谐的奇异结果。”
  秋农先生又说:“以其对立面两极特高,距离特远,中间地带特别广阔,美之容量也就特大,此谓中和美之极则。”为我们指出了“中和美”最高境界的取得,需要由丰厚的学养和高超的审美观去充实它,这是对“人心营构之象”的三层意思另一种表述方式。
  作为学者的秋农先生,他高屋建瓴的书学思想(详见一九九三年第二期“书法研究”毛万宝“论章祖安的书法美学思想”一文)并不影响他对基本技法的重视,以及对形式美的追求。他曾评欧阳通的《道因法师碑》为“妥贴”此评大可玩味。在一般学书者看来,此碑惊奇跳峻,大有六朝遗意,是引导人们一味求险的一个门径。但秋农先生拈出的“妥贴”两字,正是透过其险峻的表象,看出了矩矱森严、意度飘逸的内蕴。近代沈曾植、马一浮均得力于《道因法师碑》,就是在取得其矩矱森严——妥贴——的基础上作神龙变化的。因此,秋农先生的根底亦源于此,书风近马一浮,当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
  我们一般认为,画家作书饶有画理画趣,盖于形式美之追求较多之故。然而大学者沈曾植,“暮年作草,遂尔抑扬尽致,委曲得宜,真如索征西所谓‘和风吹林,偃草扇树’极缤纷离披之美”,就是一种形式美的表现。陆维钊先生治学之外,绘事极精,因此他作书亦深通画理,尤其是结体、行气和章法极尽放纵攒捉之变,亦有强烈的形式美表现。秋农先生兴来所至,涉笔成趣,于行气的节奏感变化甚多,自非囿于法度者所能相比。由此可见,书法全赖书外之功的滋养。宗白华先生说“‘事外有远致’,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”,正是学者作书得天独厚之处。
 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,在我们这个时代,也处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之中,归根到底还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问题。如果要撇开继承来谈书法,那是自绝根本,除非是另起炉灶另创一门艺术;如果只讲继承,不求发扬,那是自我作茧,只能栖息于古人廊庑之下而不能自伸,都无益于书法艺术的发展。秋农先生从审美的高度谈书法,无论对学古或创新均有辩证的论述,其启发作用胜于他人的长篇大论。特别是他强调的古雅之美,不囿法度之守、不循碑帖之辨,纯以深厚其学养、澡雪其精神来指导人们对古雅之美的认识和探求。我想,不管我们的社会如何发展,西方文明的如何引进,人们始终需要这种古雅之美。而最能体现东方精神的,也正是这种古雅之美所包孕的中和之美。我受教于秋农先生的最大体会即在于此。我想,我们的中青年书家不管他是祟尚阳刚之美,还是阴柔之美,对古雅之美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和切实的追求,对人品、书品的提高,无疑是大有裨益的。

 
     
(转载《中国书法》一九九三年第六期)
 
 
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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