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秉贤自己的说法，他这种表现性笔墨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性情、心绪，全在于“放情涂抹，全凭心绪，不拘不束，笔笔随性，不图完美，无意巧拙；……出自自然者为上乘，巧者出于自然，拙者亦出于自然；笔墨本是性情产物，巧拙当受性情左右，画到兴来，大巧当拙，大拙当巧。”正是这样，笔端流露的乃是画家的性情本色。秉贤的笔墨曾受任伯年、八大较深的影响，而非一笔一墨的具体影响，任伯年、八大都是天性率直的画家，画风出于本色，并带有很强的个体感受特点与智慧灵性，使秉贤因此产生偏爱。从自身的角度出发，他在任任伯年、八大身上看到在别人那里看不到的东西，正是这种“心有灵犀”的潜在性，启悟着秉贤艺术观念的选择、笔墨的选择。

　　秉贤学古人，有自己的看法，即一种多向的选择方法，他把古人、今人、自身放在一个整体之中，学古人、今人，不忘自身；自身则应随时看到古人、今人，以勉励自己。这是秉贤的机敏所在，事实上，秉贤习画并不特别拘泥于哪个人，他是古今中外，凡有益者都可“拿来”，正是在厚积的基础上，才有现在的自然发挥。

　　秉贤走过的路，是一条勤奋踏实的充满求索精神的路。

　　在秉贤诸多作品中，我们当能发现他的心迹：借物写心，写心为本，凭性情，画本色。

　　中国画的最高境界，一是华贵而简，二是本色是真。有此两点，造化中虽形态万千，仍能把握其秩序之规律，中国画虽奥妙艰深，变化神奇，却因此仍能长驱直入，步步逼近真谛。

　　凭借这两个要点，秉贤多年来锲而不舍，直追笔墨精神；在“简”与“真”中，寻到诗意，寻到了“途径”；使自然花鸟的客观形质得以破除，在空中落笔、墨色氤氲中完成了本质性的表现--表达个体生命性情，于简洁、真诚中创造了蓬勃的生机、氤氲的气韵，转化为性情与心灵本体的存在。

　　这里，刘秉贤一反古人花鸟传统的所谓宁静、淡泊，使他笔下的花、鸟都涵咏着一种内在激情和性格美，赋予自然景物以积极的生命力和饱满的精神内涵。

　　花鸟画家是面向自然界的，由于经历、爱好、修养、趣味的不同，在选择艺术方式上必然有着不同。但是，一个走向成熟的画家总是有着其感知生活、联想与想象的独特方式。

　　刘秉贤的花鸟画，不在于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表现，而在于性情――心灵世界的呈现；因此，他的笔墨、形式、语言都有着瞬间展开的特点，这种方式便是直觉式的把花鸟符号、笔墨的特定意绪、感觉的捕捉、延伸、变形予以凝定强化，把主观的内在体味在高度浓缩后作瞬间呈示，这种笔墨的自由、随机无疑对应着万物生命的生机与活力，也就涵咏着心灵活动的更大空间。这种出于性情的笔墨处理方式。确实不同程度地唤起我们都曾有过的感觉和记忆，也唤醒了观赏者与自然界的直接经验，造物的奥妙被他的笔墨表现的清新、明朗，洗发新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