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.“笔墨”是中国画之实体。笔墨表现是中国人的创造，艺术的光辉。
　　绘画的实体是形式。每种绘画，各自成体。笔墨是中国画之实体。这里所说的中国画，是指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主流。所以，论中国画，无论如何，不可能离开笔墨；谈笔墨，须以认识笔墨为基础。
　　笔墨所指多矣。1.毛笔与墨，平常也叫笔墨，物质工具而已。2.因为中国人用笔、墨写诗文、作画，又以指写作或诗文与画本身。如写此短文，就不得不先费笔墨讲什么是“笔墨”。上述两项，不关“笔墨”义理。3.“笔墨”作为中国画学的概念，乃以论所以成中国画的表现形式，以及关系中国画之传达、价值、品格等等者。这里只说中国画这一体制的表现形式或方法。
　　笔墨在中国画的形式，有两个方面的内容。一谓“用笔”、“用墨”，简称“笔”、“墨”，连称“笔墨”，包括毛笔与墨的运用及其在纸素等材料上的形迹即点、画。一谓写“形”（传统论画曰：“画，形也。”）、结“体”（中国画之体）的笔与笔与墨，即笔、墨结构成画体的某种关系——“关系结合”（“关系结合”一词，采自金岳霖先生《知识论》）。
　　用笔用墨与笔﹑墨的“关系结合”，综此二者，以成中国画“笔墨之体”。目视心感，出于性情，由心造境，以意凝象，表现之，谓之“笔墨之道”。包摄有与无﹑虚与实﹑有形与无形，谓之“笔墨之境”。此体﹑此道﹑此境，即成中国绘画之“一”，反映了中国人的高明﹑智慧与创造。“笔墨表现”为中国人所独造，一种艺术的光辉。
　　鉴赏一家具或建筑，品评它的形制，制作的精美度，又论其材质的优劣。中国画，用笔如聚材，结构如堂构；用笔如四肢百骸，结构为形貌；用笔如善书，结构如能文。除了抽象艺术，画必写形。艺术批评论形同时论成形的质。形式上说，用笔用墨为“质”，结构为“能”。中国画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，端在这“笔墨”的表现中见出。
　　笔墨的认识，又不仅止于上述。须深入其义理，始免一知半解。
　　笔墨是“体”，笔墨的具体表现，谓“用”。由用见体。
　　“笔墨”只是概念；只有标准，只有规律，只见表现。而表现必是具体的。笔墨的具体表现，无可无不可，故有有无、好丑、善不善、妙不妙的区别，而无定体，也没有一定的方所。
　　“关系结合”也只是“结合”。有时为了方便，易于了解，也叫“方式”。二者其实有同有不同。“关系结合”成“体”；结合成某方式某式样，还是“用”，还是“关系结合”的具体化。
　　明白以上两点，十分重要。所以：
　　笔墨有标准；笔墨不能没有标准。
　　笔墨无“程式”；笔墨本来没有“程式”可言。
　　又须知：
　　笔墨既是手段，同时又是目的。这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。不存在“孤立的笔墨”。
　　总而言之，中国画是一个“笔墨之体”。这个说法，意味着：笔墨乃是所以成为中国画的最基本的要素。中国画的其它要素或因素，如情感﹑材料的使用（“形”的载体）、气韵、境界等，都与笔墨为一体，都不能离开笔墨而存在。笔墨是其它这些要素或因素的落实。所谓“标准”，就指向这一客观化的实体。
　　三.吴冠中以“混说”蒙人
　　对于“归零”说，曾经有过论辩。学术有论辩。论辩有诡辩。搞诡辩的人，至少清楚自己所说的概念的含义，知而歪曲之，以售其说。吴冠中则不解“笔墨”的义理（实质与性能）。他所说的笔墨，大都指工具和表现，而不是打引号的“笔墨”（画学概念）本身。其放言笔墨，往往只有“意见”，不讲事实与理由。自欺欺人的混说，下面一段话，可为典型：

　　任何笔墨你说它好，都是好的笔墨。我是反对程式化的笔墨，笔墨还是要用，但笔墨的样式无穷无尽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梵高的笔墨，马蒂斯的笔墨，都很好。（2006-10《美术观察·对话录》）
　　 六十二个字，用了七个笔墨，混说了几个所指。
　　“笔墨”好不好，是否随便人说？程式化的“笔墨”指什么？笔墨有没有“样式”，“程式化”从哪里来？既要消解笔墨，为什么“还要用”？这些问题下面再说。先看“梵高的笔墨，马蒂斯的笔墨”。
　　金岳霖先生在《中国哲学》中说：“把一些熟知的哲学用语加之于西方哲学足以引起误会，用于中国哲学则更加不妙。”这话也适用于画学。
　　中国画合心目，通内外，是一个超越性的、圆融的整体。西方许多建立在二分对立思维基础上的绘画概念，可以分析中国画；但径直的、或一知半解地用以解释中国画，就会出问题。分析不同于解释。中外绘画都有“抽象”的因素，其中又各有抽象程度的差异和变化。中国传统绘画都是“具象”的。不表现客观对象的“抽象艺术”，一百年前才出现于西方。吴冠中常用“形式美”分析中国古人的作品。说中国画有“抽象美”，自然不错。研究前人作品的形式构成，也十分必要。然而他生造出毫无意义的“半抽象”一词后，自诩自己的“狩猎路线”：“是半抽象？是意象？是大写意？”（《纪事纪思》），又说：“抽象与大写意之间，默契存焉！”（《水墨行程十年》），既混淆了“抽象”（绘画方法）与“抽象绘画”（绘画体制）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，更肢解了中国艺术，将中国画那种自然、圆融无对的“大美”，推入“卤莽灭裂”之中。
　　中国画历来是“具象”的。生硬而机械地用西方观念看待中国画（如所谓“半抽象”之于意象﹑大写意），就横生枝节，似是而非。而作画一介意于抽象、具象，则我们前人消解对立的大智慧、高境界，便落为小聪明，中国绘画的大规模就会失去。中国画表现中的无执与有执，无意与有意，悟之未必能行之等认识与实践上的问题，比较复杂，这里不作详述。
“梵高的笔墨，马蒂斯的笔墨”，见之虽觉突兀，倒也不能说它错。上条说，写诗文﹑作画，或诗文与画，中国人都叫笔墨，自然不妨用说西方的作画或作品，以指艺术表现。此外，笔墨为中国绘画特有；特有，当然也可以应用于世界各国。而问题在于，吴冠中这种说法，借了他所谓艺术的“通理”——以艺术规律的共同性而不应有“国画和洋画之分”（这一说法的不着实际﹑不通情理，见拙文《吴冠中的狂妄》，兹不赘言）——不知不觉地消解了中国画自立的标准，将中国画混同于西方绘画。言笔墨而非“笔墨”，用之实为弃之！其说用意深矣。
　　梵高、马蒂斯的点、线，或者是西方绘画发展的结果，也可能吸取并运用了中国的“笔墨”；不管凡，马是否有“笔墨”，决不可以反过来否定“笔墨”。